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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
作者:大唐搜索     发布时间:2017-12-25     信息来源:     阅读次数:【关闭】

  “一代宗师沈祖荣不仅用自己的光辉一生突出地体现和展示了图书馆精神,而且亦用理性来归纳、演绎了图书馆精神的内核。”

——程换文

 

  沈祖荣先生(英文名.Samuel Tsu-Yung Seng,1884.9.11—1977.2.1),字绍期,湖北宜昌人。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留校任图书馆馆员。1914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获学士学位。1917年归国,于文华大学创办图书科。1920年协助美国人韦棣华创办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任教授、校长兼 文华图书馆馆长,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理事。1929年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改组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继续担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师生迁移重庆。抗战胜利后复校回武昌。新中国建立后,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沈随校到武大。

  沈祖荣先生毕生从事图书馆学教育,被誉为中国“图书馆教育之父”。他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任校长数十年,引进西方图书馆管理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行馆学合一和图书馆开架借阅,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发表的论文、著作有《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1918年)》、《中国各省图书馆调查表(1922年)》、《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及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报告(1929年)》、《标题总录》、《仿杜威十进分类法》,译著有《简明图书馆编目法》。

  一位出身贫寒的孩子,17岁才开始学习识字,凭借着异乎寻常的毅力最终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和中国20世纪图书馆学宗师,他便是沈祖荣。

  20世纪初,在胡适、李大钊等号召“文学革命”的同时,中国图书馆学界也兴起一场向现代图书馆转变的革命,其中坚就是沈祖荣。

  沈祖荣1884年出生于宜昌一个贫苦的家庭,祖辈一直在长江上拉纤,其父后来在城区的江边开了一间专供过往纤夫膳食的小餐馆。因家境贫寒,沈祖荣一直在家帮助父亲打理餐馆。15岁时,沈祖荣为了生计,进入宜昌圣公会教堂做勤杂工。1901年,在圣公会的推荐下,他只身来到武昌,就读于思文学校。1907年,在完成了6年中学学业后,获学校推荐,免费攻读文华大学文科,四年后获得文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沈祖荣在武昌昙华林学习的十年,正是美国学者韦棣华女士在中国初创现代图书馆的十年,韦棣华献身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精神感动了沈祖荣,为了教育救国,他大学毕业后毅然决定供职于韦棣华所创办的文华公书林。

  当时公共图书馆在我国才刚刚兴起,沈祖荣和韦棣华着力使民众了解和认识图书馆的作用与意义,并在短短的几年内使文华公书林迅速发展成为名噪武汉三镇的公共图书馆。

  1914年,沈祖荣赴美攻读图书馆学,1916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获得图书馆学学位的第一人。

  沈祖荣曾发自肺腑地说,我为一个没有令举国感到自豪的教育机构感到羞愧,我会为图书馆事来奋斗终身。

  从美国回来后,沈祖荣就一直在实现他誓言而工作。1920年,他与韦棣华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教育机构——文华图书科。此后,沈祖荣一直与文华图书同呼吸共命运。1929年,独立成立文华图书专科学校。1953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此时沈祖荣从任职30多年的校长岗位上退下来,仍然坚持教学。1959年,75岁的沈祖荣退休。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的研究与教育多年来享誉全国乃至全世界,沈祖荣为文华图专奠定的坚实基础功不可没。从1920年到1953年,文华图专共培养了600多名图书馆学高级人才;自1953年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现信息管理学院)已培养了各类各级人才1万多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的作者程焕文教授曾这样说价说:“因为有了文华学子满神州,遍世界,堪称桃李满天下。因为有了文华学子,中国图书馆事业才显得如此生动。”目前,武大信息管理学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

  沈祖荣的儿子、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沈玉环回忆他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终年一件布大褂,在庆典时加上马褂,“一生爱书”。沈祖荣十七岁才开始识字,迅速成为著名学者,外人看来有点传奇色彩,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对事业的挚爱是他真正的动力。许多武汉的教授都还记得一件事,解放之初,国家号召学习俄语,沈祖荣此时已年近古稀,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俄语,很快就达到了可以用俄语上课的程度。

  沈祖荣办学颇有特色,文华图专的学生都是从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招收的,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其它专业的知识后再转学图书馆学的,因此文华图专的学生知识面都比较宽,而且,沈祖荣特别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文华公书林的所有事务都由文华图专的学生担任。文华图专因此造就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毕业生。

  1899年,美国纽约巴塔维亚的图书管理员韦棣华小姐来到中国看望她在文华书院(文华大学的前身)任职的弟弟韦生,并为其看守房子。由于当时学校的图书资料极为短缺,出于职业的本能,韦棣华小姐决意在文华书院创建一座图书馆。通过她的不懈努力,一座名为“文华公书林”的小型图书馆得以建成。为了使图书馆事业有所发展,韦棣华小姐还选派了两名热爱图书馆事业的文华大学的毕业生赴美留学,从而开创了中国学生赴美攻读图书馆学的先河。这两位学子,一位是担任过华中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的胡庆生先生,另一位是担任过华中大学图书馆主任、被海内外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的沈祖荣先生。

  沈祖荣,1884年出生于宜昌一个贫苦家庭。祖辈一直是在长江上拉纤的纤夫,父亲后来在城区的江边开了一个小餐馆,沈祖荣在餐馆里帮忙干活。1899年,15岁的沈祖荣进入宜昌圣公会教堂做勤杂工。1901年,他被推荐到武昌思文学校就读。1907年,在完成了中学学业后被学校推荐到文华大学学习。1911年获得文华大学学士学位,并在韦棣华小姐创办的“文华公书林”任职。1914年,受韦棣华小姐的资助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学习。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的第一人。

  毕业后,沈祖荣回国继续在“文华公书林”工作。1920年,韦棣华小姐商同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创办文华图书科,沈祖荣与韦棣华、胡庆生一道,除了图书馆的工作外,还兼任教学工作。1925年,沈祖荣参与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并长期担任主要职务。1929年,他作为中国的惟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1941年,他在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创办档案管理科,此举开中国档案学教育之先。1952年,他随文华图书馆专科学并入武汉大学。1977年在江西庐山逝世,终年93岁。

  沈祖荣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终年一件布大褂,只是在参加庆典的时候加上马褂,但他一生爱书,毕生热爱教育事业。他的办学极具特色,在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招生,让学生在具有了其他一些专业知识以后再来学习图书馆学专业,因此,学生的知识面普遍较宽。他还特别注意学生的实践活动,“文华公书林”的所有事务均由学生来承担。除了图书馆学教育之外,沈祖荣先生还与胡庆生先生合编了《仿杜威书目十类法》。这一分类法在学习新技术编制图书分类法方面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在此之前,图书馆界的普遍做法是新旧书籍分别采用不同的分类法,这给管理和利用都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将中西类目结合起来,是中国第一个仿“杜威法”而为中文书所编的且用标记符号代表类目的新型分类法。

  1917年,沈祖荣先生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新图书馆运动”。他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余日章一道,到全国各地宣传美国图书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抨击封建藏书楼的保守。“新图书馆运动”是一个推广、普及近代图书馆的运动,前后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在国内初步建立近代图书馆体系,实现图书馆读者对象普遍化,图书馆藏书逐渐合理化,图书馆管理科学化等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沈祖荣先生曾说:“倘若中国拥有富强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学校和大学的话,我就不会对中国军备的软弱无能感到懊悔,但是,我现在为一个没有这种令举国感到自豪的教育机构的国家感到羞愧。我将来不会去详研学校制度,也不会去建造博物馆和艺术馆,但是,我会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生。”

    1907年,沈祖荣先生在完成了6年中学学习之后,获学校推荐继续免费攻读文华大学高等科之文科。1911年l月,沈祖荣先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文华大学文科的四年学业,并获得文华大学第一届文学学士,时年27岁。沈祖荣先生在武昌昙华林学习的十年正是韦棣华女士在中国初创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十年.韦棣华女士的图书馆活动,尤其是其图书馆精神深深地感化了沈祖荣先生。因此,为了教育救国,沈祖荣先生在毕业之后毅然决定供职于文华公书林,以启迪民智,振兴中华。当时对于沈祖荣先生的这一抉择,旁人不可理解,亲朋好友谁都不赞成。当面阿谀奉承的说:“方今各处需才孔亟,以你大学毕业,何事不可为?乃作此招护书籍的事业,不其长才短驭?”背地里议论,不是说:“毫无远志”,就是说:“学识平庸,不能充当学校的教员,不能做洋行的买办或写字,只有混迹书丛,做书班的事业,这种整理书籍的工作,花费数元,雇一个失业的书贾担任足矣,何以在大学毕业之后,反去做这种工作,真是不可解”。类似的冷嘲热讽,在风气未开的当时虽然使沈祖荣先生压力重重,但是,沈祖荣先生只能付之一笑,其立志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

  沈祖荣先生就职文华公书林之初,韦棣华女士任总理,沈祖荣先生任协理,文华公书林仅两人而已。沈祖荣先生虽为大学毕业,但并未受过图书馆学教育,所以,“一切均很隔膜”,只好“依样画葫芦”,结果是“自己也实莫名其妙”。而更为困难的是,那时公共图书馆在我国才刚刚兴起,民众对图书馆缺乏认识,尤其是,民众担心文华公书林是引人入教的阶梯,每天到文华公书林阅览的人寥若晨星,公书林门可罗雀。于是,沈祖荣先生和韦棣华女士着力于引导诱掖读者,如引导学生参观、向教员发放参考书目、开办各类文化学术讲座、设立市内阅览室、办理巡回文库等,使民众了解和认识到了图书馆的作用与意义,并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使文华公书林迅速发展成为名噪武汉三镇的公共图书馆。

  1914年,韦棣华女士资助沈祖荣先生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作为中国留洋攻读图书馆学的第一人,沈祖荣先生对此亦颇有疑窦,曾言:“管理图书馆的职务,不就止保藏典籍,司理借还吗?此行赴美,有何研究?·外人如是怀疑,我亦如是怀疑。”可是,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以后,沈祖荣先生疑虑顿释,眼界大开,“始知向日所见,浅陋已极”,图书馆的工作“诚非浅易短时研究,可以穷尽之事”。于是,沈祖荣先生发奋攻读图书馆学,并以优异的成绩于1916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的第一人。

  留美期间,沈祖荣先生在潜心学习的同时不断地探索研究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发表了《中国能够采用美国图书馆制度吗?》和《中国图书馆员的困难问题》等学术论文。沈祖荣先生深深地感到:“一个国家的文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拥有多少一流的战列舰、无畏战舰和潜艇,也不依赖于她能动员多少装备精良的军团,即使这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必需晶,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学院、高质量的大学、消闲公园和充足的图书馆。”因为“学校乃是人民受教育的场所,博物馆艺术馆是保藏国宝的构,人民能在其中学习人类的发展历史,并亲身接触世界的杰作。图书馆,正如卡莱尔所称的“人民的大学”一样,是民众日常摄取其知识粮食的机关。”在经历了心灵深处的剧烈的进步与落后、富强与贫弱的震撼之后,沈祖荣先生发自肺腑地说:“倘若中国拥有富强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学校和大学的话,我就不会对中国军备的软弱无能感到懊悔,但是,我现在为一个没有这样令举国感自豪的教育机构的国家感到羞愧。我将来不会去详研学校制度,也不会去建造博物馆和艺术馆,但是,我会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

  在受到美国先进的图书馆事业的震撼的同时,沈祖荣先生并没有被眼前的世界所陶醉,而是在冷静地思索,并率先提出了:“中国能够采用美国图书馆制度吗?”这样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诘问。显然,沈祖荣先生已深深地感到:美国的图书馆模式固然先进,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只能依国情而借鉴吸收,不能全盘照搬,不变通美国的图书馆模式则无以实用于中国。对此,沈祖荣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论述:“藏书宏富之巨型大理石图书馆建筑实为社区亦或国家之骄傲与荣耀,然此等建筑并非中国目前之必需者,盖因中国经费拮据,而又风气末开,民众知识欠缺,堂皇豪华之外观,反倒令人望而生畏,阻碍图书馆运动之发展。最切要者乃是有得力之馆员将此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不仅体现了沈祖荣先生非凡的洞察力,而且亦表明了沈祖荣先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同时这也正是沈祖荣先生后来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的重要逻辑起点。

  回国以后,自1917年起,沈祖荣先生在数年间携带着各种影片、模型、统计图表等,奔赴全国各地,猛烈地抨击藏书楼的陋习,广泛地宣传图书馆的功用,讲解创办图书馆的办法,倡导办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式图书馆事业。凡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河南、山西、直隶,足迹殆遍,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图书馆运动。是为中国“提倡图书馆之先声”和“西洋图书馆学流人中国之先声”。

  “我们一定要有图书馆员!纵然有人乐于捐资,倘若没有得力的组织者,仍将一事无成。为此,我们需要乐于为图书馆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们,向高尚无私的美国榜样学习。在这些榜样的心中,美国公共图书馆犹如一座矗立的丰碑将永不枯朽且与国同辉。”这是沈祖荣先生在美国时对发展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出的呐喊和对营造中国图书馆精神的呼吁。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沈祖荣先生与韦棣华女士一起于1920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关——文华图书科。在其后的岁月中,沈祖荣先生一直与文华图专同呼吸共命运。在1927年华中大学停办时,沈祖荣先生坚持继续开办文华图书科。在1929年,华中大学给文华图书科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的时候,沈祖荣先生力挽狂澜,将文华图书科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在抗战爆发后文华图专西迁重庆的八年中(1938—1946),沈祖荣先生与文华图专生死与共,在校舍两次遭到日寇毁灭性衰炸的时候,沈祖荣先生与“全体师生一本百折不挠之精神,艰苦奋斗”,“进餐于露天之下,讲授于卧房之间”,“始终维持校务于不坠,殊令会中(中华图书馆协会)同仁同深兴奋,无任钦佩”。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沈祖荣先生向全国图书馆界呼吁:“敌人强夺我土地,吸尽我资财,残杀我人民,犹不足以填其欲壑,而必将我们的国性铲除殆尽而后快。我们虽然不能执于戈以卫社稷,但是我们要负责保存文化的这种责任。”“这不仅可以恢复我们的国性,而且可以使敌人看见吾民族非凉血动物”。“抗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教育工作者最应紧张进行工作的时候。现在打仗不专是靠武力的;没有钱我们不能打仗,没有粮食我们不能打仗,没有教育文化的培养我们更不能打仗。没有钱,我们可以向别国借贷;没有粮食,我们也可以设法购运;可是教育力量不够,文化水平太低,致使国民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没有现代知识,没有生产能力,即使有较好的国际友人,也将爱莫能助”。“一个国家整体国力的养成,完全靠着教育。我们现在能向日寇面对面拼一气的,就是靠了过去和现在不断增强的教育力量。我们的武器不及敌人,我们的战士却有以血肉作长城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由教育而产生的”。图书馆应担负起“前方将士精神粮食的供给”、“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难民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育”的职责。由此可见沈祖荣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图书馆精神。在1934年,沈祖荣先生还创办档案管理科,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档案学教育的先河。在1949年,国民党退往台湾时,沈祖荣先生坚决拒绝参加任何“应变会”和撤离台湾,将文华图专完整地保留在武昌。否则,50年代以后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甚至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历史都必须要改写。1951年,中央文化部接办文华图专;1953年,文华图专并人武汉大学,虽然此时沈祖荣先生已从任职30余年的校长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沈祖荣先生仍然始终不懈地热爱着图书馆学教育,坚持教学。因为政治运动的缘故,年逾古稀的沈祖荣先生被迫放弃已讲授了30余年的“西文编目”课程,以惊人的毅力重新开始学习俄语,改讲“俄文图书编目”课程;并在1954年完成了《俄文图书编目》(初稿),1955年完成了再版《俄文图书编目法讲义》,1958年完成了《俄文图书编目法》(第三版)。1959年,在武汉大学校方的多方劝说下,75岁高龄的沈祖荣先生在从事图书馆工作约50年、执教约40年后才光荣退休。

  作为一代宗师,沈祖荣先生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早在1929年,金敏甫先生就已作过这样的评述:“自民国初年,东西图书馆学潮流趋人而后,报章杂志之中,渐有图书馆学术论文之散见,其中有讨论图书馆学术者,有鼓吹图书馆事业者。沈祖荣氏,最先撰述图书馆论文于《新教育》杂志中;杜定友氏,亦先后撰述论文于各大杂志中,此二君者,所撰最多,且最有价值。”1917年,沈祖荣先生编撰出版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为中国新旧分类法混合制之创始,“继之者甚多,予图书馆界发生重大之影响,首事改革,厥功甚伟”。沈祖荣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不胜枚举。尤其可贵的是,沈祖荣先生一生不遗余力地倡导研究图书馆学“要特重事实”、“不避琐碎题目”、“审合社会情形”、“介绍新知识”,并于1929年亲手创办了以文华图书科学生为主体的《文华图书科季刊》。由于《文华图书科季刊》,文华图书科的学生得以迅速成长为中国图书馆界的脊梁;又由于文华图书科学生的成就,《文华图书科季刊》得以迅速成长为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齐名的国内三大图书馆学术刊物。在1929—1937年间,沈祖荣先生还亲自规划组织文华图专的师生编写出版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19种,其中竟有13种出自文华图专学生的手笔!

   沈祖荣先生以中华图书馆协会重要创办人的身份,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唯一代表,于1929年携带国内精选的四篇学术论文和大量展品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年会,使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第一次走向了世界,登上了国际图书馆事业的舞台。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沈祖荣先生的卓越贡献,中华图书馆协会才得以维持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耄耋之年的沈祖荣先生在“C.C.分子”、“美蒋文化大特务”、“亲美洋奴”等数顶帽子和棒子的打压下,虽然受尽了非人性的折磨和迫害,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坚强地生活。1977年2月1日,沈祖荣先生带着对图书馆事业的无限眷恋和希望在庐山仙逝,享年94岁。一代宗师沈祖荣先生明知“图书馆员的生活是繁重的”、“麻烦的”、“艰难的”、“清苦的”和“使人灰心的”,但仍然犹如泰山一般坚定而毫不动摇地信仰中国图书馆事业,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鞠躬尽瘁。其崇高的图书馆精神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令人仰止。

  沈祖荣在缔造文华精神的同时还造就了一个“图书馆学世家”:除了小女早年参加共产党赴香港做地下工作外,其余五口人均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过贡献。尤其是其长子沈宝环,1948年即赴美国攻读图书馆学,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因当时无法返回大陆,转赴台湾,最终成为台湾“图书馆学界的巨擘”。1982年,由他担任领队的台湾图书馆代表和大陆代表共同参加澳大利亚主办的中文书目自动化会议。“我们两队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好像一个队伍。”沈宝环说,“我认为所有的文华人为了缅怀先贤,应该首先谨记自己是中国人,才能进一步考虑自己是图书馆专业人员。”沈宝环的这种爱国操守,与其父是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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